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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地质学的萌芽与初兴

上传日期:2016-07-14

1906年,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墨西哥首都举行。清政府派中国驻墨西哥使馆的一名参赞出席。此时,外国探险家、地质学家陆续来华考察已达半个世纪。他们把采集的代表性标本运回本国,出版关于中国地层、地质构造等方面的专著,博学宏论,成果累累。而清廷就近派官员出席国际地质大会,或有节俭的考虑,内中最为尴尬的是,朝野上下,泱泱大国,地质人员竟无一人!

十年以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令开创者未曾想到的是,近30年来,经多部门、多学科专家研究并公认,该所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科学机构。对民国地质学史的关注开始于我国地质学领域,而这一结论却是由其他领域研究群体得出的,包括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民国人物史以及科学思想史专家。此“第一个”所涵盖的,不仅仅是这个机构成立的时间最早,还包括:它是实现西方科学本土化的先驱,拥有业界承认和尊重的学术权威,聚集的一流人才,取得著名的开创性成就,推动了学科进步并创造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在该领域的发展导向上具有的深远影响。

苦学力行之士

对于中国地质学界来说,1916年的两个日子非同寻常,即7月14日和10月24日。前者是地质先驱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培养的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毕业,进入农商部直辖的地质调查局(后称地质调查所)。由此,面向全国的地质和矿产资源调查正式开始。研究实体和职业化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开端;后者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部《地质调查所章程》被黎元洪大总统批准。章程规定,该所隶属农商部矿政司,掌理地质矿产调查事项,下分地质、矿产和编译三股及各自的专业范围。这是中国科学机构最早的章程,与后来的同种公文相比,不免笼统粗略。

从其工作内容与这个所的定位可以看出,该所是政府部门中的学术机构,职能是为政府和实业部门服务。100年来,地质部门这一职能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北伐胜利前的十余年,是中国地质调查事业最困难的年代。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科学事业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依靠自身体制的相对独立与稳定,特别倚仗学术领袖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名望,中国地质调查所在飘摇中求生存,领导者勉力撑持,同事苦学力行。丁文江、翁文灏鼓励同人:“念国势之艰危,人才之消乏,任事诸人务必坚贞自守,力求上进,期为前途之先驱。”

当年野外跋涉的艰苦,父辈间口口相传一句话:“毛驴王竹泉,骆驼孙子乾(孙健初字子乾)”。以如此出行条件,地质工作者的足迹踏遍僻壤荒山,学术成果呈喷发之势。黄汲清感叹20年代他的师长们所经历的艰苦年代说:“调查范围一年比一年广,研究成绩一年比一年多。由此可见一种风气已养成,一种运动已开始,虽环境十分恶劣,仍能一往无前,不受多少阻碍!”

1912年底,翁文灏,这位中国第一位学地质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离开比利时,转道回国。1922年8月,翁文灏回到阔别十年的布鲁塞尔参加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发表《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等两篇论文,介绍刚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和研究现状,散发地质期刊。这位被外国学者称为“态度娴雅、学力成熟的科学家”让国际地质学界惊奇地看到,异国人主导中国地质学研究的风光不再,中国人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灿如朝阳,令人刮目相看。在这次大会上,翁文灏被选为副会长及评议员。从此,国际地学界记住了与各国国家地质机构并列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国内学者出国讲演并在国际会议任职,这在当时十分罕见。回国后,南京中国科学社及北京学术界纷纷举办欢迎会议。竺可桢表示,翁文灏为中国学者得世界荣誉之第一人。李四光申明,翁文灏的赴会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地质学家参加地质大会。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略举一二:1919年翁文灏著《中国矿产志略》为此后的矿床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20年叶良辅著《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地质志,因资料丰富、研究精细成为经典。后来,地质矿产陈列馆专门开辟西山地质陈列室,将其作为著名地质区加以展示;1924年,孙云铸的《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学的第一本书;李四光著《中国北部纺锤虫化石》;赵亚曾的《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提出的长身贝科新分类长期为古生物学家采用。李四光和赵亚曾的这两部书,被地质学家赞为:“不但是中国古生物学上的杰作,而且已入于世界名著之林。”20年代,《北京济南幅》等三幅1∶100万中国地质图编辑出版。

192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上,翁文灏发表《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一文,首次提出“燕山运动”这一概念。后经补充和修正,成为著名的“燕山运动”学说,是为20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90年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尊崇并引用至今。

中国地质科学长足的进步引起国内外学界的赞誉。胡适撰文评价:

“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自从地质调查所成立以来,丁文江、翁文灏和其他的几位地质学者,用科学的精神,作互相的研究,经过种种的困难,始终不间断,所以能有现在的成绩。”

1924年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与会的法国地质学会副会长面对众多的论文、报告,对翁文灏说:“我们法国地质学会三年的贡献,也没有你们这一年的多。”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戴维·怀特致丁文江的信中,对地质调查所“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表示赞叹,还说:“我们对您在那种即使不令人失望至少也使人沮丧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惊奇。”

兴起之势

北伐成功以前,地质工作完全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独力承担。1928年以后,社会环境相对平稳,政府提倡科学,制定实业计划。从1916年开始的十余年间,经地质人士的提倡与扎实工作,地质调查为国家资源开发之前锋,已为社会中上层人士认同,甚至一些边远地区编修的舆地志,也开始列有“地质”的条目。可见其事业发展成必然趋势。集中于南方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两广、湖南等7个省立地质调查所相继成立,机构布局从点到面,学术合作机动灵活,益见进步。

从1928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全国地质调查的活跃期。大规模的野外调查明显增多,各学科硕果纷呈。矿产资源调查始终是各个地质机构投入最多的工作。煤、铁、石油及各种矿产的调查报告不断出版。赵亚曾、黄汲清著《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研究》,孙健初著《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以上两书成为区域地质的重要文献;谢家荣等著《扬子江下游铁矿志》提出中国铁矿新分类。俞建章著《中国下石炭纪珊瑚化石》在地层学上贡献突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中力量于某一区域的详细工作,对宁镇山脉的研究精深,被称为继北京西山地质研究的空前杰作。该所的古植物学和李四光领导的第四纪冰川现象研究等成果卓著。省地质调查所以调查本区矿产为出发点,在区域地质调查等学科均有大的建树。

事业的兴起以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快速发展为标志。1930年前后,所里先后新设燃料、新生代、测绘等5个研究室,其中有地震研究室,在北平西山建起中国人第一个地震台——鹫峰地震台;土壤研究室,开始了旧中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壤调查,中国土壤学研究的推进培养造就了第一代土壤学家。

翁文灏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和学术权威,时时告诫:“要承认我们发起在后,进步已迟,尤其在物质科学中,必须与先进学者虚心合作,用力追随。”正是把研究放在国际地质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地质学发展很快并在短期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生代研究室主持的周口店发掘和研究成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黄汲清说:“由是‘周口店’三字和‘北京人’一名词乃传遍世界各学术杂志和报纸,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丁文江更看中这一研究的影响:“北京人”的发现使“现在国际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重要”。

著名学术成果被历史铭记,细微的资料收集之功却易于疏忘。今年,中国地质图书馆和中国地质博物馆都在纪念建馆百年。两馆从1916年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和陈列馆迁移延续,脉络清晰。地质调查所收集大量地质标本,出版报告和专著,与国外地质机构长期资料交换,中外图书文献和地质标本渐次蓄积,形成1949年以前中国地质学界的两大宝库,特别是图书馆,从20世纪30年代初即与国内外保持170余处交换单位,享有国内地学文献中心的地位,至今犹存。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倘无图书馆和陈列馆的资料支撑,任何杰出成果可能无从谈起。

周培源在总结五四运动以来的科学事业时,突出了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他说,“在旧中国得到较快较好发展的学科,是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特别是中国地质学,“它的成就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地质学的快速进步中,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领军作用是明显的。翁文灏希望该所“为学术机关作一模范,为经济事业奠一基础”的愿望,向着实现一步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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